初次见到这个病人，和我的其他病人一样，没有什么特殊。多年的糖尿病，视力下降已半年，等家人发现她看不见时，才被迫去医院。
当地眼科无法治疗，建议到我的门诊。病人双眼玻璃体积血合并牵拉性视网膜脱离，典型的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，需要尽快手术。
收入院，常规检查，HIV（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）检测阳性，怀疑是HIV携带者（艾滋病），需要“疾控中心”进一步确诊，可患者的身份又出现问题。她是越南人，在中国生活了30年，有中国的老公和一堆孩子，却没有中国身份，这样的情况，“疾控中心”不接受。当然，是不是HIV携带者，对于我们处理眼部病变毫无影响，我们需要做的，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别的患者，而这些只要做好消毒和隔离，按照HIV携带者的处理程序处理就可以了。
对于复杂的手术，是需要全科会诊的，科室虽然不反对我们的手术，但并不是太支持，除了是HIV携带者，更重要的是她身份的合法性。科室给出的指导性意见，是建议患者去别处治疗。
这个越南大婶的病情已不能再拖，如果拖延，注定不能恢复视力，还有糟糕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发生。如果我们将她推走，这样复杂的手术，只能建议她去北京、上海或广州治疗了，加上路途耽误的时间，挂号和手术等待的时间，即使遇到非常高明的医生，恐怕也难以保障预后了。
我的助手告诉我，病人的家人希望留下来治疗。
对于这样的患者，我们并不害怕，医生这样的高危职业，有时候你不得不面对许多。记得我还是实习生的时候，在肝胆外科实习，患者几乎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，而在手术中，被缝针扎到手指也是有的，参加工作后体检，发现乙肝抗体已呈阳性，从来没有打过乙肝疫苗的我，竟然在实习时产生了抗体，不得不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。还有一次做视网膜脱离手术，我让助手安放环扎带时，她在操作中，竟然让一滴血溅起，这一滴血越过我的眼镜，准确的落在我的眼里。而这个病人，却是梅毒患者。我坚持到手术结束，才去处理自己眼睛，后来的检查，确定没有被感染，算是万幸了。
越南大婶的语言我是听不懂的，无法和她直接沟通，我决定和她的家属谈一次。
她的老公是闽西人，叫老王，性格沉稳，容易沟通，他和他的越南媳妇已经生活了30年，至于为什么会娶越南媳妇，为什么被传染HIV，不是我关心的内容，我只想将科室的意见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做出决定。
他告诉我，家里并不富裕，多年来给她治疗糖尿病，已花费了不少，老伴怕给家里再添负担，眼睛看不见了，也不说，直到完全看不见，被家里人发现，强行将她带到当地最好的眼科，却说做不了这样的手术，建议到厦门来。这次为了给他治疗眼睛，孩子们主动凑钱，治疗费足够，如果我们不给她治疗，他们只好放弃了。
他继续说，我的助手也给他讲了，眼病拖延的时间太久，情况太糟糕，即使手术治疗，也不一定能恢复视力，可能花了不少钱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但无论结局如何，他们都能接受，能为她做点什么，也算尽心了。
说到这，他言语有些哽咽，眼角有些湿润。
为了这个异国女子，一个不富裕的家庭，竟然决定全力救治，何况还可能是HIV携带者。想到这里，我感觉自己的鼻子有些酸，视线有些模糊，我想我必须离开。我站起来，他紧跟着站起来，他握住我的手不放，“魏主任，你不用担心，放心给她治疗吧”。我看着他恳求的双眼，感觉有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，竟然说：“好吧，我会给她手术的，我会尽一切努力把手术做好的”。
谈话的结果成了下决心为患者手术，竟然和我的初心不一样，当然，科室的意见是指导性的，是否手术还是由我来决定。
越南大婶除了高血糖，还有高血压，加上语言无法沟通，我们决定在全麻下手术。
我以为家属只想保住条件相对好的右眼，结果两眼都要求手术。住院期间，两眼相继完成手术，手术很复杂，我们很尽心。
在整个治疗过程中，我和我的团队对这个越南大婶非常尊重，更对他的老公和这个家庭，充满深深的敬意。
手术后3月，越南大婶眼部情况良好，最好眼的矫正视力已达到0.4，这样的预后，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我们决定将眼内的硅油取出。
硅油取出手术相对简单，我们常常采取局部麻醉。老王担心老伴的血压，还是坚持全麻。这次手术的时间短，麻醉科决定由一位年轻的麻醉师担当，也许是他第一次给HIV携带者麻醉，我感觉他有些紧张，戴了双重手套，口罩戴得严严实实，平常操作麻利的他，竟然许久才将气管插入，监测显示患者血氧饱和度偏低，可能插管没有到位。麻醉主任立即重新插管，气管迅速到位，各项指标很快恢复正常。
手术正常进行，硅油很快取完，在检查眼底时，发现眼底颜色苍白，动脉血流很细，心里不由咯噔一下，下意识的看看灌注，眼部灌注压力正常，心跳正常，呼吸正常，血氧饱和度正常，血压略为偏低。也许麻醉插管时的延误，导致了眼部缺血，想到这里，突然紧张起来，脑子有些眩晕，手脚有些发软。全麻下无法查光感，如果手术结束，越南大婶没有了视力，如何给她和家属解释，这可是她视力最好的眼睛，这样的胡思乱想，不觉一身冷汗，手有些哆嗦。
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，手术毕竟还没有结束，我必须保持镇静。我迅速采取措施，让护士将眼部灌注压力降低，让麻醉师提高血压。慢慢地，苍白的视网膜略显红润，我迅速调整自己，完成最后的手术步骤。虽然此时的心，像压了一块石头，堵得慌，但没有影响最后的操作和处理。
手术结束，越南大婶被送回病房，我吩咐继续给她吸氧，监测各项生命体征，待她麻醉醒来，第一时间检查光感，如有异常，随时向我汇报。
到休息室给自己到了一杯热茶，慢慢地喝下去，心里已不是那么太堵，后面还有几台手术，我必须调整自己，完成好每一台手术。
记得多年前，当我第一次面对术中发生的爆发性脉络膜上腔出血，虽然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发生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，虽然我处理得还算沉着，但接下来的手术我却无法继续，停掉了后面的手术。
这么多年，手术中的腥风血雨，早已让我有了一颗强大的心脏，可以面对任何的危机，现在的我，已不再是当年的我了。
我突然想到，难怪柯文哲能当台北市长，在和平年代，还有谁还能像外科医生一样，能在手术的腥风血雨中，沉着冷静应对。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，一旦双规，要不下得屁滚尿流，要不抑郁跳楼，昔日的花天酒地和养尊处优，他们早已失去处理危机的能力。
作为医者，白天面对生死，面对责难，晚上还要平稳入睡，因为明天的生活还要继续。所有，他（她）必须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还有一颗慈悲之心，可以成为良医，也可以担当良相。
我迅速调整好心情，将后面的手术完成，在更衣室换衣的时候，病房来了电话，说越南大婶已经完全清醒，各项生命体征正常，光感检查确定。
堵在心里的石头终于拿掉，心情爽朗了许多，却感到异常的疲惫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走得很慢，此时已华灯初上，微风吹过，树影摇曳，不时飘来姜母鸭浓浓的香味，感觉自己饿了，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
尾声
硅油取出术后3月，越南大婶的视力恢复到0.4，眼部情况稳定。
